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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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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尼西乡汤堆小学的小学生们,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陶文化、并亲自动手制作黑陶。在这个教育实践中,项目发起者的愿望是,一方面让学生在接受现代教育,掌握乡土知识,以备将来谋生之需;另一方面,在这些藏族小孩的心里建立起云南藏族的传统知识树,带着他们认识周围的资源、学习如何与环境共处,并尝试建立与外界的关系。 那些远古的传说和乡土,就在每一个成人和孩子的身上,
丹增开一辆二手桑塔纳,他向银行贷款买来的。丹增在香格里拉跑出租。 我们说:“丹增,我们要在德钦过两个晚上,你干脆跟我们一起待在那儿,好吗?” 丹增说:“好!” 我们说:“丹增,那你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交待一下啊!” 丹增就羞得用胳膊去遮住脸笑:“不用了!” 丹增对于他有老婆这件事,一提起来就要害羞。 因为丹增曾经是一个喇嘛,从9岁到25岁。 丹增25岁那年,实在是太想当司机了。做喇嘛的时候,他不能自由地去很多他想去的地方,不能学开车,所以他要还俗。家里人不同意,他就跑到拉萨去待了两个月,以示抗议。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屈服了,但有一个要求:“那你就赶快结婚!”丹增说他一点儿都不想结婚,父母说:“你不结婚的话,就得回去当喇嘛。”丹增所以结婚了—在婚礼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的老婆,一个比他小8岁的藏族女孩。结婚之后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等他长到10岁以后,我就送他去当喇嘛。”丹增说。 “为什么?!你自己都不愿意当喇嘛,怎么能强求你儿子去重蹈覆辙?” “因为我们的一个家族里,必须有一个人去当喇嘛,这个家族才会幸福。” 香格里拉附近都是修建得很好的公路,我们坐着丹增的车在路上走时,沿途都看到标语,强调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这几个字,丹增是不认识的。他1976年出生,没能成为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受益者。 丹增常常都会很羞愧地跟我们说:“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他不认识云南满大街的汉语招牌,甚至包括对于司机来说特别重要的那些道路指示牌、警示牌等等,他有时候还需要我们这些乘客来代识路牌。 但是,丹增从出家到25岁还俗期间,跟着老喇嘛学了15年的藏文,因此他说的“一个字都不认识”并不成立,只是不认识汉字。 在云南的藏族聚集地,藏语言的传承在数十年之内主要都是由喇嘛来实现,现在开始逐渐地有一些双语学校,但更多的还是与汉族地区无异的教育,不仅如此,城乡之间的教材也无区别。 我在离香格里拉不远的汤堆村拿起当地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课本来看,发现它们纯粹就是针对城市小孩的教材,它教育小朋友坐飞机或者公交车的时候要排队,到公园玩耍的时候要遵守规则甚至还有一页纸是介绍磁悬浮列车—这种连我这个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成年人都没有亲眼见过的交通工具。
孙诺七林 尼西乡汤堆村离香格里拉县大约18公里,路上会经过平阔的草甸,然后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半个小时左右。你若看到香格里拉滑雪场,那意味着你马上就会从山腰下到峡谷,进入汤堆村—这个在大山缝隙里求生的村庄。香格里拉滑雪场是今年2月才正式向游客开放,占地面积40平方公里,是云南省唯一的野外高山滑雪场,据说在1月份的时候,游客可以在这儿穿着短袖衫滑雪。但如今正处于夏季,滑雪场的土坡赤裸裸地袒晒在烈日之下,闲置。 车子离开平整光滑的盘山公路,走到一条砂砾石满地的下坡路之前,会先路过一个黑白相间的房子,房前摆放着数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黑陶,有很多陶器上都印了白色的花纹。“到汤堆村了。”丹增把车停下来,很确定地说,“应该就是这儿,这一带就这个村子出黑陶。”屋外的玻璃上贴着媒体对“黑陶”的报道,屋里除了摆设成品之外,还有现场制陶的工作间,三个上身赤裸的年轻或中年男人,盘腿坐着,摆弄手里的黄泥和木制工具。几个外国游客涌了进来,拿出相机对着他们拍。一个30多岁、面色黝黑的中国男人立刻走过来,熟稔地向这些游客推销。他的头发长得要别到耳朵后面去,枣红色的T恤搭配灰色的西服外套,他很可能是这个商铺的主人,但外国游客显然对他们原始的手工作业方式比对产品更感兴趣。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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