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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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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车磕磕绊绊地进入汤堆村时，路过一家正在修建的房屋，几十个男女老少拿着工具散站在房屋地基的各处，这儿仍然保留了“一家修房，全村帮忙”的习惯。虽然，汤堆是离香格里拉不远的村庄，香格里拉全世界闻名，但汤堆却静谧得好像脱离了时间轨道。这是藏区的特征，走出旅游胜地不过二三十公里，就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大中午在汤堆村里散步，一个人影都看不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1998年，国务院下达禁伐令，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保护了正在消失的森林，同时也让许多以伐木为生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不得不寻求其它谋生手段。汤堆村也不例外，村民转向的是“制作黑陶”。 孙诺七林已经站在他家门口等我们了，他家是我们此行来汤堆的落脚点，我们早已从媒体以及云南社科院的学者口中听闻过他的名字。他是当地最著名的制陶人，而黑陶的火锅、火盆、茶壶、奶壶、酥油灯是云南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黑陶工艺品也渐渐地开始与国际接轨了，黑陶已经成为汤堆村民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他们大多师出孙诺七林。 孙诺七林家祖传的制陶手艺让他们成为了汤堆村最富裕的家庭，但孙家陶器上并没有打上品牌标记，价格也与其他村民的陶器无异，他们的富裕，不过是以量取胜。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与其他村民还有一点区别，就是孙诺七林和他的儿子恩主是汤堆村的社区专家，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申请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在尼西乡汤堆村实践乡土知识教育的合作方。 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孙家温厚而平静，帮我们安顿好就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因为他们家几乎天天都有外来访客，早已习惯。我们去的第二天，好几十个外国人在导游的带领下蜂拥进孙家，四处钻来钻去地啧啧称奇，孙诺七林和恩主则都眼皮也不抬一下地继续忙活手里的土陶。倒是等他们参观完毕之后，孙诺七林站起身来，拿出几套光盘向他们兜售，那是他拍摄的DV作品《我们的家乡》。 2000年，云南社科院的研究员郭净将一台录像机交到孙诺七林手中，让他录下自己制陶的过程。从此以后，每逢尼西乡有任何节目、祭祀、生产劳动，孙诺七林都会端着录像机出现，然后这些素材在云南社科院的学者帮助下，形成作品，在世界各地展映。这个项目有一个国际化的名称：“社区影视教育”（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源于一群非洲的学者所倡导的理念：“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信息。” “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郭净经常遭遇这样的质疑。他会回答说：“现代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的村庄。”我也亲眼见到，在汤堆村，几乎每个家庭都装有一个接收电视信号的“锅”。
格茸吹次 格茸吹次趴在桌上奋笔疾书，一秒不停歇。外界的声音，她置之不理。王涛—四年级的学习委员站在黑板前给大家做听写训练，严肃地四顾。格茸吹次不在这个气场里，她抄写课本上的任何字到作业本。我试图与她说话，她紧张得几乎痉挛地盯了我一眼，又埋下头去，忙碌地抄写。 全部由藏族学生构成的汤堆小学总共有四个年级，每一个年级一个老师，即是说这个年级的语言、数学、体育、音乐、自然、科学等所有课程都由一个老师来完成教授，但相对于迪庆州常见的“一校一师”的状来说，汤堆小学在迪庆州属于中等偏上的小学规模了。 四年级一共11个学生，其中有2个女同学，格茸吹次独自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我惊艳于她小鹿一般秀美而惊怯的面容，这只能招来班上其他同学对她更大的哄笑。 “你问她9加1等于多少，她会告诉你是11。” “她是留级生。” “她比我们都大一岁！” “下学期开始她就不会再上学啦！” “她不敢到黑板上去写字！” “她只会在本子上写，不会念” 他们甚至反问我：“你觉得她好看？”我说：“非常好看！”他们全部狂笑，笑得几乎翻仰身去，抱跌在一起：“她丑死了！”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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