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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
中国第一批琴童
作者/刘晋锋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1-15 9:35:27 点击:

陈立夫当即询问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交响乐水平？
吴伯超告知：首先要拥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交响乐的演奏人才却必须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别无他途。
解放之后，这些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的外籍艺术家纷纷回到自己的祖国。
阿德勒回国前与学生合影，一个学生因为没有上好专业课而自责地哭鼻子，阿德勒紧张极了，
合影过后一再解释：“我没有骂他……”
当年14岁的刘奇记得抱他下车的师兄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他回答说：“当音乐家。”师兄说：“不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声部首席。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场在一片废墟中疲惫地沉默下去；物理学家列奥·赫拉德请求杜鲁门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世景荒荒，炮声如魇，在离重庆市中心约50公里的远郊青木关镇，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却默默建起了几间校舍，与公路对面的国立音乐学院相望。

4个月之后，140名6－12岁的男童陆陆续续地被送来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孤儿院、收容所的孤儿，原本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有空儿，就跑过马路来欣赏这些小孩，觉得就好像在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那样新鲜有趣。

孩子们都尚且是黄口幼儿，有的甚至还会尿床，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羡望着要去完成“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使命——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有一次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会面，向陈立夫提出：“一国的音乐水平主要是看他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陈立夫当即询问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交响乐水平？吴伯超告知：首先要拥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交响乐的演奏人才却必须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别无他途。

青木关竟如世外悠悠
抗战硝烟依然弥漫不尽，谁知天下清安是何年？吴伯超带着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回到青木关，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其中包括后来获得金钟奖的黄源澧等。然后由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重庆周围的保育机构进行挑选，而考卷是以美国音乐心理学家西肖尔和他的学生在20年代初为测试音乐才能而创作的《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为主，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他们的潜在音乐才能。

当初招生有两条规矩，一是不招女生，当时一家报纸还为此发表文章质问吴伯超是不是重男轻女？据说是因为考虑到曾经有一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放弃了音乐，二是不收富家子弟，因为吴伯超考虑到多年的音乐学习恐怕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难以承受的。

时年9月，幼年班如期开学，按各人的文化程度编为四个班，一、二班为高班，三班为中班，四班为小班。开设的文化课有“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即政治课）”、“美术”、“体育”等，音乐基础开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等。

专业设置完全都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式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向我们回忆他在青木关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待遇则几乎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因为标准是参照当时“旨在培养未来空军人才”的航空幼年学校而定，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给学生发送衣服、学习用品，伙食标准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