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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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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30年代，张孝骞曾抢救过马寅初的夫人。她当时因难产而大出血，请协和医生到家中诊治。三十多年后，马夫人得了外人看起来“奇怪”的病：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为肝炎。当张孝骞会诊时，清楚地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那段病史，并推断她当时难产有过大出血，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激反应的缺陷，在紧急感染时，就会休克。病史和临床症状一联系，他准确地做出了诊断：马夫人患的不是肝炎，而是席汉氏综合征。他把看似不相干的隔了三十多年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然后做出了准确诊断。据说，他之所以能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病史，是靠自己一直坚持随身记录的小本。博学、深刻的张孝骞一生没有宏篇巨著，但却一直坚持记随身携带的小本，上面是有意义的病历、自己诊治后的体会。到了晚年，即使右眼已失明、左眼一尺外看不清人影，他还要靠着药物维持视力继续记录这些小本，直到身体和视力已不允许。有一篇文章这么感慨：“失去了这个小本，意味着切断了他通向病房的道路，意味着他同病人的分离，意味着他医学生涯的终止。” 在晚年，有人问张孝骞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答：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四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一原则使得医院司机怕接张孝骞上班。约定的时间，如果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他就自己拿着拐杖走了，他的理由是“医生早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活， 医生晚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死”。多年担任协和内科主任的张孝骞要求极严，常有传说他查房时，看到不合格的病历，就当众扔在地上。每次去病房查房，他身后的队伍会越跟越长。听完其他医生的叙述，他常说：“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对一个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 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中，张孝骞曾怀着改造的热情，在大会小会上一遍遍地反省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希望丢掉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汽车、洋房、名利思想”。为了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年逾半百的他，竟学起骑自行车。以致有一天，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肩关节损伤。在运动中，造反派认为：张孝骞给许多高干看过病，他们的健康档案是有政治价值的资料。但张孝骞反复解释：医生永远有义务替患者保存医疗档案，而患者有权力要求医生不泄露给第三者。他认为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造反派们三次抄家，以期找到那些高干档案，还取消了他打扫厕所的资格，隔离审查并逼供。塑料管、钢丝锁，落在他身上。他心里计划着逃跑：在打饭时穿过协和医院门前的马路，跳上大华电影院前的公共汽车，跑到北京卫戌司令部去。七十多岁的他，跑了几步就被抓回。问他动机，他天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讲道理，你们不代表党，我要去找个讲道理的地方。”到了88岁，尤其当他得知自己肺癌扩散后，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做过开胸大手术的他，拄着拐杖出现在党委办公室门口，递交了一份自己书写工整的入党申请书。 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至今保留着张孝骞和河南省延津县丰庄农民赵玉兰的通信。赵玉兰在协和住院期间，确诊为慢性活动性肝炎。临出院时， 张孝骞再三叮嘱：回去后常写信来，及时报告病情。 “张主任，按您的治疗方案用药，现基本情况尚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您……” “张主任，我想和您谈谈内心话，您在中国内科方面是最高的……” 在1973年12月、1974年11月和1975年10月的三次回信中，张孝骞写到： “建议做血小板计数，如果低可暂停服6MP，血象回升再试服，服克尿塞时须补钾……” “两次低热大约和原病无关，治疗方面无须更改，仍需查血……”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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