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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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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稳定，不必来京复查，建议酌情减剂量，尽量避免感染和发热……” “老协和”的医生们，常说一句话：“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 外科大家黄家驷是1933届的协和毕业生，在他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从国外带回的一幅画—卢克?法尔兹的作品《医生》，医生专注地守在垂危病孩床前，旁边的父母忧心忡忡。一切为病人，这是“老协和”认为如果选择了医疗为职业，就应做的事。至于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弃了婚姻，放弃了家庭生活，那更是协和常见的故事。也许在别人认为不可理喻的目光中，他们如此执着，只是为了一步步接近自己理解的医生内涵。在近乎杜绝欢笑的孤独中，体味着一种精神劳作的幸福。 一群公共卫生护士，从兰安生创建的“ 第一卫生事务所” 整装待发 老协和建筑群中西合璧，有14 座主楼，除协和礼堂外，皆有走廊相连，自成独立王国 1921 年9 月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 医学的布尔什维克 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John B.Grant来到中国，任务是对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观察，开展中国的公共卫生学。他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此后，他在中国呆了16年。 John B.Grant在中国出生长大，有一个中文名叫“兰安生”。兰安生的父亲，在中国曾是医学传教士。当医院病床不够时，他父亲会把病人带到自己家里，有一次，甚至把自己的睡床让给了病人。父亲对兰安生说：做医生不是单为了赚钱和治好几个病人，医生也应多关心社会问题。长大后的兰安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他沐浴了来自医学院院长韦尔奇的光芒。他看上去高大憔悴，睿智自信，高度近视以致游泳都得带着近视眼镜，有着不太爱说话的苏格兰人做派，但行事颇为果断、有策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公共卫生学刚刚起步。而兰安生面前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去实现公共卫生的基础元素：普遍贫穷、缺乏卫生设施、系统不健全、文盲泛滥、政府不稳定、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保健系统..面对落后混乱的现状，兰安生开始了为医学社会化努力的历程，起点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程，以及东城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 “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有效的西方运动”。这句话成为影响协和人对医学定位的一句“兰安生名言”—如同协和建筑群的特点“中西合璧”：扎根在中国基础上的西方医学。他钻进中国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他女儿回忆说，“时常有中国人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亲切地叫我爸爸：大鼻子”。 在当时的中国，收集基本的死亡数据，是一个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解剖是被禁止的，尸检几乎不可能。兰安生没有像一些“水土不服”的外国人一样，浪费时间去抱怨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他想出的绝妙解决方法，可以反映出他的高度“本土化”做法。他让那些做棺材的人提供死亡原因。这些做棺材的人用的是通俗的民间的叙述，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对照表，一边是民间叙述，一边是医学名词。比如民间说的“妖风”，医学上对应的名词则叫“肺炎”。 协和成立之初以模仿先进的美式医学教育为特色，去校园参观的多是衣冠楚楚的精英分子，“好像对老百姓无甚触动”，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将先进西方医学引入中国社会”的理想，仍有距离。学校和医院的不远处， 仍然是那些对这座宏伟建筑群熟视无睹的人力车夫和沿街乞讨的乞丐。在学校里，复杂的课程，漫长的学时，一张张不见阳光的“协和脸”，使得“整个医学院有一股贵族气味”。以“超过美国许多医学院预算”的数千万美元的投入，每年至多只训练三十余人，被一些人讥为“凸现了精英教育的铺排与奢侈”。兰安生的到来，给正处在思想塑型期的协和医学生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民生课，这些课的主旨是：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关注更广人群，到达底层北京人生活的真实世界。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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