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
不仅仅他在课堂上讲课生动,他还影响了协和学生对医学的认识,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叶恭绍就是其中之一:“四年级的公共卫生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是兰安生教授讲的。他讲课从来不拿讲稿,讲得很有趣,很吸引人。学生听他的课,一刻也不会走神。他的一句名言:Anounce of prevention worth more than a pound of curative medicine.(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非常适合我的胃口,甚至引导我一生从事公共卫生专业。” 在北京一座旧庙的基础上改造的卫生示范站,是1925年兰安生与政府合作的结果,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划出的北京东城内一区作为卫生示范区,这一区人口约5万,后增加到10万。示范区要解决10万居民从生到死的各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它还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和护理学生的实习场所。经过努力,10年中“一所”管理的居民区域,死亡率从22.2%下降到18.2%。这数字让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兰安生领导创造的这一公共卫生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一丝来自西方国家的印迹。兰安生的“奋力和能量”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奇迹是项目如何能真正到达中国群众之中,而这个项目“看起来完全中国化了,一切尽在掌控和管理之中”。 兰安生在中国的16年,充满了光荣和梦想。在西方关于协和的描述中,“医学布尔什维克”这一称呼,已成为兰安生的代号。晚年的兰安生因黄斑变性而失明,在临终前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和他的妻子对话: 兰安生去世时,被授予美国公卫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的名人堂中,兰安生这个名字并没有以足够的频率被人们提起,而“我们还在为他给予我们的想法而工作”。 对协和毕业生陈志潜来说,兰安生的影响却始终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我一生中许多最美好的年代,是与兰安生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 年轻时,在听过兰安生的讲课后,陈志潜吃惊地发现这节叫做公共卫生学的课程,与之前的传统课程完全不同。1928年,兰安生与晏阳初相识, 热情地邀请晏阳初来协和,给医生们作一次来自真实的社会课堂的演讲, 内容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晏阳初对着那些协和医学骄子说: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并在其后启程。 1932年冬天,协和毕业生陈志潜坐上火车,终点是距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省定县。从这天起,这位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将要把他从协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农村。当时的定县,已是晏阳初等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试验场,分别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弱点:愚、贫、弱、私,设计出针对性的实验方案。陈志潜到达定县时,驴和笨重的两轮马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很快,他学会了骑着毛驴前往定县的各个村落去做调查,他眼前的现实是:40万人口,80%是文盲,全县一所中学,每人年均收入50元,医药费约三角。全县近500个村庄只有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店铺和少数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有二位开业医生,但都未接受过医学训练。 面对眼前一片农村,陈志潜希望赋予医学更多、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在详细分析了定县的经济后,他认为:在农村,每个农民每年只能花费十美分用在现代医疗保健上。怎么能在每一千个农民的身上仅花费一百美元, 还取得成效?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是不是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呢?陈志潜思考的答案是:建立农村三级保健网,并从村庄中挖掘出来自村民的卫生工作者—他是本村人,少量的基本培训,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工作时接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 责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