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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就在纪念碑上”,他愉快地告诉我。 在曾经访问过彭国涛先生的云南二战专家戈叔亚记忆中,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1979年,戈叔亚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每天上课下课,戈叔亚和他的同学们都从刻有西南联大铭文的碑前走过,却从来没有人暗示他们,你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后人。戈叔亚喘着粗气,你信不信,那种荣誉感真的能激励很多人。 那时,戈叔亚就已经对二战历史产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他学了四年历史,在腾冲当过兵,却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就在他的家乡,曾上演过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抗战。工作后,有一次出差,他在乱坟岗上看到石匠们在敲打、雕刻一些墓碑,不禁上前询问,那是正被重新修整的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他们曾为国家浴血奋战,连生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文革时,他们却连在墓碑上留个名字的权利都失去了。那些被磨去的名字,正重新嵌进石碑的肉体。老乡向他讲起滇西抗战的种种,戈叔亚突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么多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就在家门口被埋葬的历史。他急了,问老乡,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老乡说,过去干部不让说。不久,戈叔亚辞职,四处寻访老战士、战争遗址,哪里发现战场,就马上到现场,见当事人。他觉得自己分明走火入魔了,却又没有悔意。他坐在我对面,右手握拳兀自地在空中挥舞着,人们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人们也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戈叔亚的手按在桌子上,述说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 这话很难听,戈叔亚说,可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戈叔亚一直想联合电视台,对照着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去还原和追述那些远逝的故事。然而,随着一代人的凋零,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
一 是什么在磨灭我们的记忆? 一片葱翠包裹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墓群。我在积雨的石阶上站定,想起1946年暮春,同样是一个雨天,曾有西南联大学生看到,朱自清打着一把伞,独自蹲在这片墓群边,摩挲石柱上的铭勒。铭勒上是闻一多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那时朱自清不曾料到,在四烈士前面,后来又将站立起闻一多的衣冠冢,这位挚友带着最后的问号,也倒在寻找的路上。而温和如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将愤然起身拒绝侵略者的馈赠,在为挚友编完全集后,了无遗憾地回归大地。 朱自清自己的背影,早已不见。闻一多的墓碑边,却零落地倚着几束枯萎的小花,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地知道,这花决不会是夏榆坟前的那支花,在鲁迅的时代,花可以暗示未来,唤起力量,现代人早已没那么多泛滥的情感与天真。花面前的石供上,刻着一把低垂的剑,仿佛沉睡的闻一多随时还能起身,从泥土里拔起剑,将它重新指向天空。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路向,与在云南忍辱负重长达八年的西南联大的气质,似乎不那么相投。尽管那时,人们也时刻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然而,那往往出于一种被迫的自尊。 沈从文后来在《向现实学习》中评价面向时局做出不同反应的人们:“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即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仪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沉没来承担战争所加给予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报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在尊重闻氏的节操之余,他也对其他人包括他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因为他们那么单纯而诚挚地相信,总有一天,将有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等着他们去修葺一新。那种希望,在吴晗看来,就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忍着寒冷,挨着饥饿”,“他以为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他可以忍受胃病的煎熬;所以,他敢于望向镜中已瘦成37公斤的自己;所以,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他也能自得其乐地在冬日的街头,披一件赶马人的毡布做袍子,旁若无人地行走在昆明的街头。因为,他相信,无论眼下如何艰难困苦,总有一些好的日子会降临。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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