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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遗忘西南联大
作者/张泉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9-14 14:23:35 点击:

朱自清最初的想法代表了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普遍心态。这次偏安真的是一隅，不是晋时的建康，不是宋时的杭州，而是片甲之地的荒蛮云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怀抱的只是极单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日军攻打北平时，吴宓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炸死自己没什么，可是，自己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民族的归宿。1943年，闻一多在给弟子臧客家的信中解释自己执著于国故的原因，是要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他将要开出的单方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所以，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只为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便会为那些宣言、纲领所蒙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知识界苦苦地等待着“抗战建国”大业完成的那一天，尽管根本不确信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如人人都相信抗战必将结束，然而，面向日军装备精良的铁甲之师，面对正面战场虽千万官兵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却依然一溃千里的时局，人们只能选择相信却无法确信。陈寅恪的一句诗早已道尽了彼时的心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致辞：“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并且，在抗战早期，他也确实兑现着自己对数万学子做出的承诺。每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拥有政府提供的“贷金”，实际上就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1940年，抗战仍在残酷地抵抗中，教育部设立了学术奖和巨额奖金，激励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政。无论他做的是姿态还是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他已然固执地认定，纵然日军可以日行千里，风卷残云般淹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战线拉得太长。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已经将目光抛向更远的地方，这个凋敝的国家，有更多更长远的罪孽，需要知识来救赎；有比抗战更加深不可测未来，需要知识界来建造。

所以，知识界能够看到希望，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化的积累与前进，必将带来政治的巨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序言中明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终成为一句空话。1966年，他珍藏的书籍、字画被抄走，手稿被查封。三年后，更被勒令搬出中山大学宿舍。又熬过半年，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离世。临终前，还被迫做检讨，直到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