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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遗忘西南联大
作者/张泉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9-14 14:23:35 点击:

吴宓的命运与好友相仿。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邀请，还想留在大陆安心做学问。然而，在连篇累牍的“检讨”声中，他在1955年便写下类似绝笔的诗句，“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丙申是1956年，他觉得，再活一年就够了。然而，他的预言没能实现。1978年，吴宓也已双目失明，在昏迷中，弥留中的国学大师不断唠叨着：“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海瑞罢官》使1965年的吴晗饱受创伤。他的妻子袁震在劳改时双脚瘫痪，1969年3月，病重被送到医院，医院以她是“黑帮家属”为理由，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抢救，次日死在医院中。10月，吴晗在狱中被打得吐血而死。1976年9月，吴晗领养的女儿吴小彦被送进精神病院，自杀。连吴晗远在家乡的弟弟吴春日希也受到株连致死。

晚年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他并没能因为埋头进故纸堆就被放过。在批判最严厉的时代，连家人都误解他，临终前，沈从文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大多在劫难逃。他们因为曾经参加过远征军为国家浴血奋战而被关押，因为曾到国外留学寻求强国之路而被批斗，或者，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期而至时，人们只有苦笑着接受。

在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背后，依然闪烁着只属于西南联大的光荣与悲壮。

《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编导谭乐水向我讲起当年采访拍摄时的一段往事。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留在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邓稼先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邓稼先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

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

何处是归程

一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他们的夫人必会伴在旁边，她们往往看起来身体好些，听力尤其出色些，不厌其烦地大声复述我的问话，并且从不会忘记瞅一眼丈夫茶杯里的热水是否还够多。许多意外的回忆，都是她们在丈夫耳边唤醒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令人动容。

然而，有时，我又分明会走神。

老先生们热情地向我描述的种种过往，大多我已在他们的回忆录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见过。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我隐隐觉得，这样贸然地让老先生们一再回顾同一段往事，是否过于残忍与粗暴。

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个选题的意义。我要把别人讲的故事再包装复述一遍吗？这种复述除了练习文笔之外，于这个世界有丝毫作用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再造一个西南联大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只能一再沮丧。我问过许多人，得到各种答案。后来，西南联大校友、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告诉我，这个时代和那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官本位，从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本位。

西南联大成败的关键举措，便是教授治校。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