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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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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是2000年的春天,张克荣34岁了。之前,他是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一名编导,以不通人情和坚忍不拔著称。“我希望能够撕下那层面纱,捕捉到那些真实的瞬间”,这是他的拍摄哲学,在拍摄杨丽萍时,他一直等到她不再以孔雀舞的表演者示人,张口骂出粗话时,才拍了下来。 一个孤独的灵魂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时,如何挣脱而出?他着迷于这样的主题。他刚刚开始的人生似乎充满了过多的折磨。一直到24岁时,他才上大学。1966年,他出生于甘肃张掖市。他很少提及他的童年,17岁他就在新疆当兵,他所在的高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你必须在200人的预考中进入前70名,他不在这个名单之列。 “如果你在青藏公路上搬过三年石头,不知道何时会结束,就会有耐心了。”他有一次对我说。退伍后,他回到农村,是插秧和盖猪圈的一把好手。然后,他有机会进入张掖的县电台,然后是电视台,在《青海湖》上发表诗歌,在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他是边陲小镇的一个文学青年。“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张掖没有太多的文学、艺术土壤,他和县里其他热爱诗歌、在夜晚伴随卡带式录音机里的迪斯科音乐扭动年轻身躯的青年一样,一心向往更广阔的世界,一听说有位女生来自北京大学,不管她多么不好看,都深信她的双眼皮美得让人心动。 1990年,他意外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时,已经24岁,内心充满沧桑。在比他小好几岁的同学中,像是一位已经插过队、当过工人的1977级的学生。1995年,他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东方时空》的编导,一心要拍出伟大的纪录片。 2000年,他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之前,在一些零星的采访中,他发现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经历曲折动人,而且拥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似乎对少年封闭生活的反动,他想了解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走得多么遥远?他想拍摄华人中精英分子的生活与思想,人数则是充满了孩子气的108个。类似的尝试,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还是台湾,都有人尝试过了,香港的电视台耗资4000万,也只拍摄了26集,没有机构能够构建一个更为全景式的展现。 “我收集了很多资料,拟出了一个访问名单”,张克荣开始和同事们论证可能性,得到的都是否定性意见,“他们都觉得不可能,一是找不到人,二是资金收不回来。” 张克荣没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他在国贸借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了两名助手,他觉得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多少也让他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列出了想采访的名单,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征程起了一个豪放的名字——“华人纵横天下”,他给全世界发了传真,并顺利地约到了几位。可原来说好的投资人突然变卦了,他只得退掉了亚运村刚买的房子。资金仍然明显不够,一位投资者意外出现了,他们吃了一顿饭,他去一躺石家庄,安全地将那300万现金背了回来,然后去美国,制作出最初的样片。 所有的挑战逐一出现。“纵横天下的华人”,不管他是导演、作家、建筑师、政治家还出商人,的确没那么好约,传真没人回复,电话也打不通。“于是我就直接登门拜访。人都站在家门口了,还好意思只给我5分钟吗?”为了节省开支,他在美国一住就是8个月。 “最短的两小时,最长的15天”,除去一名摄像师的配合,张克荣几乎是一个完成了整个采访,他经常是准备提问一直到凌晨四点,然后六点钟爬起来工作。不过交谈的确是个令人心醉的过程,“他们都有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然后从黑暗里爬出来”。一些采访对象则尤其令他愉快,“我觉得跟李安的气场很近,我们聊了8个小时,中午饿了出去吃饭,灯都不动,回来接着聊,聊到晚上饿了,吃了饭再接着聊。基本上一气呵成。”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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